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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义乌人来说,谢高华是一个无法忘却的名字。改革开放初期,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一导向,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开放义乌市场,果断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从而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谢高华生前接受记者采访 张茵 摄
也正是这敢为天下先的惊险一跃让义乌成功占得时代先机,在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拎着乌纱帽 为市场“开绿灯”
从贫瘠小县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堪称传奇。追溯这场变局的开端,就与谢高华密切相关。
谢高华,1931年11月生,浙江衢州人。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彼时的义乌,“县城只有一条像样的马路,一个喇叭响全城”。
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很多农民吃不饱饭,不得不外出“鸡毛换糖”或偷偷摆摊。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投机倒把”是被禁止的。到任义乌时,谢高华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
经过深入调研,谢高华越来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发展商品经济的精神。“义乌的优势就是这支上万人的鸡毛换糖队伍,老百姓生活需要,社会发展也需要!”
谢高华生前接受记者采访 张茵 摄
他决定开放由政府主导的小商品市场。但因中央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不少干部怕担责任,赞成的并不多。
“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在一次全县大会上,谢高华“一锤定音”。
1982年9月5日,义乌湖清门市场正式开业,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纷纷闻讯而至。小商品市场雏形就此诞生。
脚踩解放鞋 闯出改革“新”路
开放市场只是第一步。在当时保守、封闭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谢高华踩着大号“解放鞋”,走遍义乌每个角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不断突破压力和思想禁锢。
当时小商品经营仍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老百姓们既想干又怕干。为此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对计划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人就给我扣帽子,说我在义乌乱来,田都种不好了。其实义乌农民是把田种好后才去做买卖的,两年时间里义乌经济增长得很快。”谢高华曾在接受专访时回忆道。
义乌市场开放后,税收管理矛盾突出。当时,税务部门征税都要通过查账计征,可市场里多是小本经营的农民,几乎不记账。于是税收干部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也怨声载道。
对此,谢高华认为要“放水养鱼”,不能“杀鸡取蛋”,于是大胆推行“定额计征”,即对每个摊位每季度评议核定一个固定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政策一出,税收持续增长。
此举也引发了一场震动很大的“税改风波”。谢高华坦言,当时自己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所幸浙江省又专门听取汇报,并没有进一步追究。而这一举措也为义乌后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从1982年仅有459户小百货摊贩的马路市场,到行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超市”……打破禁锢后的义乌一路飞速发展。
携袖清风去 造福一方百姓
37年后再回首,彼时,中国沿海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市场萌芽,但又悄然夭折,而义乌是一个例外。
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条件下,谢高华凭借着一心为民的情怀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带领义乌叩开了财富之门,造就了千千万万的富翁,而自己直到晚年依然是“两袖清风”。
在谢高华儿子谢新彪眼中,父亲从未带给这个家优越感。谢新彪兄弟几个从小就被下放到了农村,见到父亲的次数少之又少,长大后父子间的交流才多了起来。在谢新彪眼中,父亲“一生清明,两袖清风”。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在衢州两任书记当下来就带回来两条凳子,从义乌就带回一对很破旧的皮凳沙发,“当时父亲就说,人不能忘本,带回来就是留个念想。”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义乌任职两年零八个月,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个店铺,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但谢新彪却很理解,“因为他心中有条红线摆着,任何人都绝对不能碰的。只要父亲认为跟他权力影响搭上边儿、挂上钩儿的,肯定会被他咔嚓掉的。”
谢新彪坦言,更多时候,家里人非但不能搞特殊化,就连普通老百姓能做的都不能做。1988年谢新彪从部队转业回来,被安置到衢州市委组织部工作。没想到,谢老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只要我管的地方你就不能去。”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
如今谢新彪已然释怀,“他对自己,对我们这么严苛,就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坚定立场。他很少为自己考虑,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
“只想着对老百姓有益就好,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忆起曾经曲折,谢高华曾说道。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过这位老书记,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博会期间,都有数百名市民自发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迎候谢书记“回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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